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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多少科技成果呆在实验室?

编辑:admin 日期:2021-10-13 21:38 分类:地方资讯 点击:
简介:超越供应链物流企业文化作用是什么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这是全国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已经拥有专利成果80多万项,但实际转化率不足10%。解读这个10%是让人苦涩的。中国原本就是一个科技人才和资本缺乏的国家,而科技成果的闲置,恰

  超越供应链物流企业文化作用是什么,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这是全国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已经拥有专利成果80多万项,但实际转化率不足10%。解读这个“10%”是让人苦涩的。中国原本就是一个科技人才和资本缺乏的国家,而科技成果的闲置,恰恰就是科技人才和资本的双重浪费。

  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声震词切;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却难如人意。这种反差的背后究竟隔着一层什么?细细琢磨起来,不禁有三问:其一,那么多科研成果究竟算不算得成果?不要看有的成果煞有其事地是某某评委会评出来的,是有大红证书的,但科技含量就不一定高到哪里。何祚庥院士就痛斥过一个事例:某个经费不菲的重点项目,是研究汽车尾气污染的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汽车尾气排放过多,主要是由于自行车多,使得汽车慢行造成的。这算得什么重点科研成果?其二,科研的目的何在?相当多的大学老师及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科研的目的是为了出论文,出论文的目的是为了评职称,而不去考虑其实用性。一旦论文发表了,或是奖项拿到了,科研也就完成了。这样的科研对生产力发展有何益处?其三,有研究能力的人缺少研究经费,有技术成果的人找不到转化的出路;缺技术的企业得不到需要的技术,这个拼盘该如何来拼?国家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从工作机制到利益机制等各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何以科技成果的转化仍是如此地尴尬?

  除上述三问之外,我们的中介市场发育不健全,风险投资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的要素配置缺位等等,也应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症结所在。本期“视线”点拨这个主题,是想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多角度的关注。

  上述调查报告进一步指出:“科技的竞争不仅表现为科技创新的竞争,还表现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竞争。我国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是比较落后的,这种情况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也与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的社会地位不相吻合。”

  现实中,一方面,企业因为没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弱,以至陷入亏损境地;另一方面,大学及科研院所成果累累,亟待推广应用,却没有转化为产品的竞争力,有不少的科技人员围绕着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问题,苦心钻研,用无数心血和汗水浇灌才开出的“智慧之花”,至今却只能“绽放”在书橱和“深闺”里。

  是科研成果开发得太多吗?不是;是企业不需要科技成果吗?更不是。江西的许多企业技术陈旧,工艺落后,在低水平、单一产品上拼价格,正需要新成果。这应该是科技成果走入到了一个“围城”的怪圈。

  在采访中,许多科技成果的生产者、专家们告诉记者,很多时候推荐自己的科技成果是热心肠碰上了冷面孔。

  茄子黄萎病是一个生物学界的难题,专家们攻克多年未果,它每年都给各地的菜农带来不小的损失。2003年底,内蒙古兴安盟高新技术应用研究所所长、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王善堂经过5年潜心研究,终于破解了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他研制出的治疗茄子黄萎病特效药“立枯消”,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应用试验,防治茄子黄萎病有效率能够达到100%,对水稻产枯病、蔬菜、苗木根腐等多种植物疾病也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但一直到今年的2月20日,记者与王善堂取得联系时,这个产品仍只是在部分地区小批量的使用。但他也说了一句让人听了略感欣慰的话:这种尴尬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虽然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但走访了20多个部门和企业,以求使这一科研成果能投入生产,得到的几乎一致的否定答复。

  然而这事并非是个别。江西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处长李坊道说,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表明,有多少科技成果仍然呆在试验室里,但可以肯定的是,江西同样有不少的科技成果仍然锁在“柜子”里,没能实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专利是受保护的科技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科技成果的一部分,通过江西专利的家底也可以看出一二。记者了解到,尽管专利申请量由2002年的2000件左右,上升到2004年的2658件,但转化情况仍不乐观。江西省专利局副局长徐彬认为,从全国来说,无论专利也好,还是科技成果的转化情况都不太理想,相对于全国,江西的转化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们在2004年的一项针对专利转化情况的调查显示,全省共发出调查函1340份,收到回函516份,已经实施专利转化的有200件,实施率为38.8%,没有进行转化的是316件,占61.2%。

  2004年9月25日在南昌举行的2004年江西省科研成果与企业见面推介会上,江西100多家企业推出的138个项目寻找到各自合适的科研合作单位,现场签约金额为32.3亿元,技术成交额2.1亿元。据江西省有关方面介绍,这样的成绩已经是不错的了,但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陆澄镳介绍,2004年通过该服务中心交易的科技成果金额都在500亿元左右。

  对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看法,既是企业家也有着高校背景的江西浙大中凯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亚芳认为,成果转化一般的理解是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变为可供社会生产生活使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实践活动。从社会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是隐性生产力向显性生产力的过渡,是一项由科技投入为前期成本,科技产出为后期效益的系统工程。

  她认为,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你引进了多少外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发展能力就是有多大能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且,这是被很多经验所证明了的。

  而南昌大学教授电气制造厂总经理邹小雪则根据科技成果最终走向市场的结果,将所有的科技成果分为三类蛋:一是受市场欢迎的凤凰蛋;二是不受市场欢迎的乌鸦蛋;三是根本就不能实现转化的霉变蛋。

  之所以有这三种不同的“蛋”,原因很多。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观察员认为,科技成果的产生与市场脱节是最大的原因。邹小雪说:“2000年前,绝大多数科技成果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市场需要,高校教师完成了实验室成果,写好论文和申请了专利就算完成科研工作量,就可晋升职称和享受相关待遇。在这种形势下,成果中就出现了不少的乌鸦蛋和霉变蛋,即使实现了转化,也很难甚至根本不被市场接受。

  同样是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份调查说,约有64%的科研人员认为了解与自己科技成果相关的市场,36%的科研人员认为自己对市场仅是一般了解。从第一类人员了解市场的渠道来看,有50%的人了解市场是通过一些大众媒体(报刊、杂志、电视等),26%的人是通过网络查询,而借助专业市场调查机构的仅为4%,通过企业了解市场的仅为2%。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中的科研和管理人员对真正的市场知之甚少,仅停留在对市场一般性的肤浅认识层面,因而造成日后科研成果与市场结合困难。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他们对转化的重大科技成果调查发现,约12.6%的成果缺乏市场。如某研究所为了适应地区发展冬季粮食,申报并获得批准了一个马铃薯加工的科研项目。项目搞了几年,成果出来了,但是没有企业要,考察后才发现马铃薯加工根本没有市场。

  朱亚芳认为,对于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把责任全推到科研人员身上,就大学而言,政府对大学的评价仍停留在教育、科技一体化的阶段,对大学参与经济活动过程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就的评价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就存在一个“指挥棒”的问题。我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都是国立大学,其发展资源基本上集中在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因此,政府这根“指挥棒”对中国大学发展理念的形成就十分重要,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大学校长们的办学理念。从大学内部来看,绝大多数大学校长们对教授的考察自然就依照政府的“指挥棒”行事。在创新周期日益缩短的时代,如果说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长期没能得到有效的运用,这样的教授该打疑问号。如果能实现这样一种转变,大学创新文化就会形成,大学发展理念也就会从“教育、科技一体化”走向“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就会超越“为研究而研究”而上升到一种“为市场而研究”的理念。

  朱亚芳说:“领先的科研成果不一定就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同样,领先的产品也不一定就是受到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她认为,这些老师和同学对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认识是很不足的。而在外国大学里,老师对学生的创业指导是比较充分的,就是教会你如何把你研究的东西变成产品,产生效益,但是国内这方面的指导是非常少的。所以,这方面创业人员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们就不知道商业运作是怎么回事,自己的产品通过怎样的途径跟别人合作,通过哪些步骤把实验室里的东西变成社会上的产品。

  邹小雪则说:“现在演电影演得好,可以成为影星;歌唱得好可以成为歌星;体育健儿在国际上拿了奖牌可以成为体育明星,为什么我们拥有科技成果,并创造出经济效益的人不能成为科技明星呢。这是整个社会评价的问题。”

  他认为,这又涉及到一个科技成果的评价系统。“尽管政府和学术界越来越开明,但对此我的感受还是比较深,我接触过许多专家评审组,不客气地说,请来成果评审的专家本身就没有水平,他本身就没有这个能力来鉴定这个成果优劣。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成果为了通过评审鉴定,会给专家一定的好处,这样一搞的话,按照专业来说不行的成果可能就能评上,而且可能会成为获得评价较好的成果。这就是把霉变蛋伪装成了凤凰蛋。”

  就在日前,一则新闻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现在没有人请他去当科技成果鉴定的评委了,报道说不是因为他的水平不够,资历不深,而是因为他敢说真话,不行就不行,不会“通融”。徐彬认为,如果都是由何祚庥这样正直的专家组成的专家鉴定系统,再加上严格地按照评审的流程,完全可以排除这种霉变蛋被评为凤凰蛋的可能。

  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无论是由20所全国重点高校调查得出的10%的转化率还是前面提到的江西省专利转化情况调查的结果,都表明了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顺畅之路还很长,很长……

  邹小雪则说:“正因为有霉变蛋被伪装成凤凰蛋进行交易,而企业花了钱后才知道上当了。有很多的企业过去是吃过亏的,花了很多钱来买一个科技成果,结果却不能产生价值。另外,我们的成果拥有者,有不少对成果的期望过高,没有很好地研究市场,造成期望值过高,超过购买者的承受能力,对市场的把控不好,造成交易难。而且,一般来说,成果要想转化为产品的话,交易后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产业化的过程,这是客观规律。”但往往作为企业方,则希望成果就是一个现成的东西,马上能够见效益,邹小雪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是已经被市场不断验证的技术可以立马投产就可见效,否则,它一定要经过工艺成熟的过程、市场验证的过程,并根据客户意见不断修正和维护,才能让成果产生价值。”他补充说。

  朱亚芳认为,我们应该明白,从科研成果到真正社会能够用的产品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经历的曲折是非常多的,这个过程中每一步的风险都很大。

  她以科技成果转化最难的产业之一——医药行业举例说,这个科技成果它首先是试管里的产品,试管产品要经过小试,让工艺成熟起来,还要经过中试,到大规模的生产,再到市场经营能力的较量,到最后产品能够进入人体的血管,成为畅销产品,支撑企业大发展的产品的成功率一般只有2—3‰。但是,这个药一旦成功了,它可能在非常长的时间里都占领着主流市场。

  徐彬介绍,一般来说,一项科技成果研制成功的成功率为50%,能够进行生产的成功率只有45%,然后受到市场欢迎的成功率为70%,整个过程的成功率大致是15%—16%。“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很大,谁来承担?”他说,“这就要看一个地方的资源是否能够满足创业的需要。”

  创业需要资金,让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产品,需要雄厚的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投入支持,尤其需要有风险投资资金的进入。对江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来说,这方面的差距比较大。朱亚芳说:“江西2005年的科研开发费用的预算大概为5000万元左右,而宁波市在3年前的经费就是1.5亿元。所以,在项目一点都不明朗的情况下,资金来源只能靠自己借钱来搞;进入了项目中试阶段,能够看得到效果了,政府才会来支持;第三阶段风险资金才会进入,银行和外面大企业的钱也是最后进来。”她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个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有着想不到的风险,但这个风险不能完全让企业去承担,国家要拿出鼓励的政策———包括税收减免、直接拨款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扶持和推动这项工作,加快进程,减少风险。从宏观政策、行业筛选、风险把控、资金支持等多方面进行引导,让科研成果快点转化为生产力。

  另外,江西企业使用科技成果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积极性也不够。朱亚芳认为,这跟一个地方的自主创新能力非常重要。“我们都公认,美国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是世界创新中心,但是刚开始时硅谷发展得并不是最好的,为什么硅谷成功了,最主要的是硅谷周围的地区是非常有创新能力的,风险资金很充沛,这个地方的人非常愿意求变求新,一下子就把创业人员吸引过去了。所以,一个地区的文化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也非常重要。”

  江西省科技厅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处长李坊道说,还有个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是转化的渠道问题,缺乏资本和技术结合的桥梁。在江西,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技成果产权交易的机构。

  但可喜的是,从2003年开始,江西省发改委和省科技厅开始共同主办江西省科研成果与企业见面推介会,为解决渠道问题做了一些探索。在2004年举办的推介会上,江西省开始从需求入手,到企业征集急需解决的251项企业技术难题在网上公布后,包括清华、北大、中科院等19家省外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内的单位纷纷揭榜献计。

  所谓的“双大合一”,是指大企业与大学、大院大所建立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强强联合。自2003年以来,青岛市已有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十几家大企业和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一所、黄海研究所等大院大所采取成果转让、技术服务、兴办项目联合体、成立股份制公司等多种形式,自办或联办新兴科技企业47家,投资总额7.6亿元,已实现产值4亿元。

  与江西差不多,青岛市也曾出现过科技成果“墙内开花墙外不香”和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束之高阁的现象。这其中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捧着金饭碗到处要饭吃,也曾是我国科研院所、高校的怪现象,使象牙塔内的科研人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对于这一现象,分析认为,青岛市科技成果转化确实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项目饥荒”和“衔接错位”两大问题。具体表现为,出生在青岛市的科技成果不得不到外地转化,而青岛的企业则往往喜欢到外地去买成果。

  科技成果无奈“外逃”的现实,促使青岛市必须打破以往青岛大企业从外地买科研成果,科研成果跑到外地转化的“怪圈”。

  首先在机制上,实行的是只论贡献大小,奖励不分内外的成果转化的奖励机制。据介绍,奖励主要依据该项成果对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大小,而不论成果完成单位在本地还是外地,只要成果在青岛市进行转化,即在奖励政策面前一视同仁。

  在青岛市颁发的《青岛市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转化高新技术成果奖励办法》,明确规定奖励项目属于《青岛市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办法》中所规定的高新技术领域,奖励对象是在青岛市转化高新技术成果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承担项目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奖金由市财政从设立的1000万元专项资金中发放,按照转化项目自投产销售起连续两年上缴税收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

  目前,青岛市政府的这种做法的效果已经显现。在青岛“名牌”企业群中,像青岛颐中格栅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极具科技含量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多数源自青岛市大学、科研院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正逐步形成“实验室—中试基地—产业园”模式,而这一模式使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留在青岛,而不再“远走他乡”。

  长期以来,大院大所每年推出的科研成果,有相当一部分在鉴定、验收之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及时转化为生产力,许多具有增长潜力的成果长期处于“种子期”。

  随着青岛市海洋天然产物、海洋酶、新材料、工业信息化等一批中试基地的建立,多年来制约青岛市科研成果转化的“瓶颈”开始被打破。青岛海洋大学海洋药物研究所、青岛大学天然产物研究所、青岛科技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所、青岛理工大学电讯技术研究所等四所高校的70多个研发机构,近五年来共承担横向科研课题及开发新产品千余项,企业投入经费近1亿元,直接或间接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过5亿元。

  同时,青岛市为改变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薄弱和工业布局散乱布点的局面,加强了基础设施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使青岛新兴高科技产业集群效应显出端倪。青岛市新材料重点实验室以项目为载体进行社会融资,开创了“项目+公司”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已融资2亿元,完成了近3.5万平方米厂房及公用设施建设,成功将一批成果产业化。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新兴高科技企业有一个从小到大、大浪淘沙、滚动发展的过程,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科技创新产业的过程中,营造一个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青岛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体制、法制、产业配套、金融、奖励等多项创新性举措,有力提升了科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科技在全市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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